中國境內首次發現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存——內蒙古金斯太洞穴遺址（神秘的中國址地球uux.cn配圖）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內蒙古日報錫林郭勒1月4日電（記者 巴依斯古楞）：近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對位于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的境內舊石金金斯太遺址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該項研究成果將舊石器時代中期（莫斯特）技術遺存范圍從歐亞大陸的首次分布從西伯利亞往東推進了近2000公里。
金斯太遺址位于東烏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蘇木，發現遺址分為9個層位，器時期文最大發掘面積約10平方米。代中早在2000至2001年，化遺內蒙古考古研究所開始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存內2012年至2013年，蒙古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內蒙古博物院合作對該遺址進行了再次發掘。太洞幾年來，穴遺經過對第7層至8層出土的中國址動物化石及石制品科學研究分析，出土的境內舊石金文化遺存為距今約4.7萬至3.7萬年的技術遺存，是首次我國境內首次發現的具有明確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特征的文化遺存。
金斯太遺址內化石與中國相近時段石制品組合的發現對比研究表明，該遺址更接近于歐亞大陸西側、中亞等地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組合。這一研究成果打破了學者們對于中國境內不存在具有歐亞大陸西方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的考古學遺存的爭議，充分表明東亞地區的確存在具有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特征的石制品，對研究舊石器時代中期人群與技術的擴散、互動以及理解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階段性和區域性特征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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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課題組對內蒙古金斯太遺址下部第7-8層的年代、動物化石和石制品等進行了詳細分析和報道。新的研究表明，出自上述層位的石制品組合具有明確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莫斯特）技術特征，此項研究成果將莫斯特技術遺存在歐亞大陸的分布從西伯利亞往東推進了近2000公里。這一方面對我們研究舊石器時代中期人群與技術的擴散、互動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階段性和區域性特征。《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于2017年10月31號在線發表了該項研究成果。
金斯太遺址位于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蘇木，2000-2001年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對該遺址進行了發掘。2012-201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內蒙古博物院合作對該遺址進行了再發掘，最大發掘面積約10平方米。遺址分為9個層位，其中第1-8層出土文化遺物：第1-2層出土青銅時代及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第3-8層出土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本次研究重點分析了第7-8層的年代、動物化石和石制品。碳十四年代分析顯示遺址第8層為距今約4.7-4.2萬年，第7層年代為距今約4.0-3.7萬年。第7-8層出土的動物化石數量較少且破碎，主要以普氏野馬為主。兩層出土的石制品比較類似，皆存在典型的勒瓦婁哇產品，如勒瓦婁哇尖狀器（Levallois Point），比例較高的盤狀石核，以及舊石器時代中期典型石器組合，如較高比例的刮削器（陡刃加工的橫刃刮削器、斜軸刮削器等）。與中國相近時段石制品組合的對比研究表明，其與晚更新世早期（如泥河灣板井子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遺址（如寧夏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的石制品組合大不相同，而更接近于歐亞大陸西側、中亞等地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組合，尤其與俄羅斯西伯利亞Okladnikov、Chagyrskaya洞穴發現的莫斯特遺存類似。
金斯太遺址的莫斯特石制品組合的認定對于我們理解舊石器時代中期人群的遷徙和技術的擴散具有重要啟示。雖然在未發現人類化石的情況下，界定石制品遺存的人群歸屬存在較強的不確定性。然而除了極個別區域，如以色列、北非等地，莫斯特石制品組合一般與尼安德特人共存。歐洲、中亞和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等出土莫斯特遺存的多個遺址中出土尼安德特人化石，尤其是西伯利亞的Okladnikov、Chagyrskaya洞穴的莫斯特遺存為尼安德特人所制作。據此，我們提出金斯太遺址出土的莫斯特遺存很可能也為尼安德特人所遺留。若此假設成立，那么金斯太的發現將尼安德特人的分布范圍從西伯利亞往東推進了2000公里，這大大擴散了尼人可能的分布范圍，對討論該人群對不同區域的適應能力及其消亡的原因等具有重要意義。當然，此假說需要將來人類化石的發現或者古DNA研究的確認。
如若金斯太的莫斯特石制品遺存并非尼安德特人所制作，此發現也極具啟發意義。首先，可為我們研究石制品和人群的對應關系提出理論性的思考；其次，考慮到金斯太與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距離，這反映了距今約4-5萬年間不同人群間遠距離的技術和思想交流遠比我們從前預想的頻繁和廣泛。同時也預示著晚更新世不同人群（如尼安德特人、現代人或東亞人群）的行為（文化）差別并不大。然而，為什么尼安德特人卻最終大面積消亡？這是一個頗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的研究長期以來是個極具爭議的問題，學者們一般認為中國境內不存在具有歐亞大陸西方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的考古學遺存，故而建議中國乃至東亞舊石器時代分為早、晚兩期。金斯太的發現表明東亞地區的確存在具有明確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特征的石制品組合。但此類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的分布仍局限在中國北方的北部，所以目前中國其他地區的舊石器考古學材料仍可應用“兩期法”。金斯太的發現揭示出了晚更新世復雜多樣的人類和技術的擴散證據，為我們理解歐亞大陸不同類型古人類的生存適應策略及互動關系提供了材料，同時也提醒我們看待中國舊石器時代人類行為的演化應具有區域視角。
該研究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科院古脊椎所化石發掘經費、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中國科學院青年促進會等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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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北方新報（楊翠）：在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的烏珠穆沁旗有座海漁爾汗山，山中有一座名為金斯太的山峰，山頂形狀如同頭盔。金斯太是蒙語，譯成漢語就是：頭盔頂。在這座山上有一洞穴，深24米，寬16米，堆積層厚達5米，不是人工挖掘的，而是天然生成的。2000年考古工作者發現這個洞穴不是普通的山洞，而是草原先民延用及其久遠的居住遺址。隨后對其進行考古發掘，歷時一年多，才把這一古人類洞穴居住遺址的神秘面紗揭開。
考古人員發現，洞的地面共分三層。最下面一層年代最為久遠，為舊石器中晚期，從中發掘出距今5萬~1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遺物，有刮削器、尖狀器和石砧、石錘等石器，還有野馬、野鹿和披毛犀、轉角羚羊等動物的骨骼化石。這反映了當時的人類，以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經常獵取野鹿野馬為生活資料。中層則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物，距今為3萬~1萬年。中層出土石器2000多件，其中大型石器較少，大小適中的石器居多，還出土有野馬、野鹿、披毛犀、轉角羚羊、野牛、鬣狗、駱駝、旱獺等動物化石。石器中有石核、石鉆、刮削器、舌形器、石矛頭、石鏃、錛形器、砍砸器。能看出，此時采集經濟的比重已經增加了許多，在最上層的堆積物中，除了有大量動物骨骼之外，還有大量灰色、黑色的陶器碎片。陶器的器型以鬲、罐、杯和三足甕為主，都是手工制造，燒時火候較低。此外，還出現了少量的青銅制品：銅片、銅箭頭，說明洞穴居民已進入了青銅器時代。隨著氣候的干旱，出現了細石器，人類制造工具的技術也更為成熟，取得了長足發展。
在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舊石器遺址還有：前乃莫板遺址、馬鬃山遺址、南水泉遺址、面鋪窯遺址等。
我們通過對舊石器時代大窯文化、河套文化、扎賚諾爾文化、金斯太洞穴等文化的了解，就可以知道，早在舊石器時代，在內蒙古中西部地區、錫林郭勒草原和東部的呼倫貝爾草原都有人類的居住。
在舊石器時代，東西綿延千里的陰山山脈、薩拉烏蘇河流域、遼闊的錫林郭勒草原和呼倫貝爾大草原都有非常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氣候溫和、陽光充足、水草豐美、森林茂盛、雨雪豐沛、野獸成群……總之，上天賜給了北方民族一塊適宜生息發展的風水寶地，北方游牧民族得天獨厚地發展壯大起來，最終成為世界史揮灑出來的壯美詩篇。
然而，應該提到的是，由于錯誤的歷史觀的影響。北方游牧民族的歷史一直得不到史學界的正視，許多考古成果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例如蘇秉琦教授在其中國考古學文化“六大區系”理論和張光直教授在中國古代考古“互相作用的圈”里，都沒有把東北地區古人類考古群包括在內，對扎賚諾爾文化、嘎仙洞文化等重要的對舊石器與新石器時期的一些考古成績他們視而不見，從來沒有提及。還有許多史學家和人類學專家仍然只承認和提及北京周口店文化，河套文化、金斯太文化、扎賚諾爾文化等源自內蒙古地區的文化，對于它們來說，似乎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這不禁讓我想到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內蒙古訪古》一文中所說：“內蒙古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富有誘惑力的地方，因為這里在悠久的歷史時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動的歷史舞臺，而這些游牧民族的歷史活動又是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些活動，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沒有它們的篇章。然而這個歷史寶庫，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打開，至少沒有引起史學家足夠的注意。”
翦伯贊先生是在半個世紀之前寫下這段話的，在這半個世紀之中，又有許多新的考古成果充實了“這個歷史學寶庫”，遺憾的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打開”。還“沒有引起史學家足夠的注意。”我懷疑有些史學家是故意不去注意，他們仍然我行我素地抱住“周口店”不放，仍然一味堅持中華民族只有“周口店”一個發源地。當然，他們也不會承認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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